周恩来和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仇鳌亲切交谈?
毛泽东亲笔拟写电文 邀仇鳌来京。
仇鳌书法。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属资料图片）
▲汨罗仇鳌墓。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本报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黄松柏
“诗魂归故里”，8月31日，记者来到年初省政府公布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一的仇鳌墓时，发出了如此感慨。
从汨罗市区沿一条乡村公路往南车行10多公里，便来到冲里仇——仇鳌故里，仇鳌墓就坐落在重重青山的水龙坡中。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仇鳌的曾侄孙仇木松——可称是仇鳌墓的守护人。他告诉我们，长沙和平解放后，仇鳌回到故里，准备安度晚年。没想到毛泽东电邀“亦山（仇鳌字）先生来京赐教”，于是四野派部队到乡里找到仇鳌，接他去北京。1950年初，仇鳌赴京，直到1970年3月去世。1998年10月，眼前这座“仇鳌诗碑林园”落成，仇鳌部分骨灰也安放园中墓庐里。
仇鳌，一位辛亥革命功臣，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也是共产党的老朋友。
毛泽东指着仇鳌等对溥仪说：“他们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伟人毛泽东，时间为上个世纪的1962年春节。
这个故事温馨而意味绵长。
这日，都算是湖南“辛亥老人”的仇鳌、程潜等，接到毛泽东的请柬，约到他家小酌，陪一位客人。到达毛家后，他们问客人是谁。毛泽东说，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事先可以给你们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仇鳌等人以为不是朱总司令，就是刘少奇主席或周恩来总理，谁知来的竟是被特赦不久的前清宣统皇帝溥仪。毛泽东把溥仪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说：“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曾经都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他又将仇鳌等4位老人一一向溥仪作了介绍，每介绍一位，溥仪便站起来鞠躬致意。毛泽东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那天吃的是湖南家乡风味的菜，有辣椒、苦瓜、豆豉等。毛泽东给溥仪夹了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说：“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得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味。”他指着仇鳌、程潜说：“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做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毛泽东一席风趣的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华兴会员·同盟会员·民初国民党湖南支部“灵魂人物”
仇鳌，湘阴县归义（今属汨罗市古培乡）人，出身农家，1902年中秀才，1904年赴日留学，始学师范，后修政法，在东京参加华兴会。1904年10月回国，准备参加华兴会组织的长沙起义，起义流产后入长沙民立一中教书，1905年转为同盟会会员。
从此，长沙一系列革命活动都有仇鳌的身影。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他是具体活动的安排者；抓反对学生运动的长善学堂学务总监俞庆诰嫖娼“现场”，他是主角之一；他也是营救革命志士禹之谟、襄赞萍浏醴起义的重要角色，在营救禹之谟的行动中，身份暴露而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将原名仇曜元改为仇鳌再次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法律系继续求学，兼做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工作，与保皇派论战。
武昌起义成功后，上海不久也随之光复。昔日湖南求实书院的学友李燮和做了吴淞军政分府都督和光复军总司令，特邀仇鳌出任秘书长。
辛亥革命后，湖南的许多历史事件都与仇鳌的名字紧密相连。
他是国民党湖南支部的“灵魂人物”。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仇鳌被宋教仁派回湖南从事改组工作，担任中国国民党湖南副支部长（支部长由谭延闿挂名）。他利用自己湖南省内务司司长的身份，将国民党人派下去做县长等，健全组织网络，使得国民党在基层有着呼风唤雨的能力。这特别体现在1912年的议会选举中，湖南选出的议员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人。正是因为湖南国民党组织有如此基础，在宋教仁遇刺后，湖南的讨袁气氛，让都督谭延闿也无法左右。
他是1917年湖南“驱张运动”的穿针引线人。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对湖南情况熟悉的仇鳌，知道必须联络湖南各主要派系的力量，才能赶跑已经丧失人心的北洋军阀张敬尧。于是，先是到上海，采取激将法，把正在当寓公的谭延闿说动，赴广西联络掌握两广实权的陆荣廷，重构湘桂联盟。然后，又陪谭延闿在零陵重新挂出湖南省督军府和省政府的牌子，得以号召湖南各地的反张力量。接着，又穿针引线，促成了“志在中原”而又对张敬尧督湘不满的吴佩孚与湘军“结盟”，后来还促成了吴佩孚北撤，并把地盘交给了湘军。张敬尧被驱走后，他随湘军进入长沙，任湖南交涉署外交司司长。
他是“马日事变”时反动派追捕的对象。1926年，他回湖南主持《国民日报》，聘请共产党人谢觉哉、龚饮冰等担任主笔，推动革命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发展。如此，他也得罪了革命队伍中的右派。1927年，三十五军军官何键、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欲将他作为共产党员杀害。他遭到许克祥叛军搜捕，幸被邻居夤夜相救，方免于难。事后毛泽东曾托人致函慰问。他脱险后乘轮船到汉口。
毛泽东说：“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为他亲邀至京的客人仇鳌洗尘。毛泽东频频举杯，向仇敬酒，并对特邀作陪的党内外友人章士钊、林伯渠、李维汉等说：“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仇鳌字）先生赞助最力……对为我们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仇鳌，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虽然没有像林伯渠、李六如那样，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但却是共产党的老朋友。
仇鳌与毛泽东更是老朋友了，两人友谊的“牵线人”就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老师、后来成为毛泽东岳父的杨昌济。杨昌济和仇鳌是留日学友。那是1916年，仇鳌奉孙中山之命回长沙进行革命活动。一次，一些湘籍留日学生在他就读过的岳麓书院聚会，毛泽东、蔡和森也来了。杨昌济介绍毛、蔡与仇相识，说可以请仇讲讲追随孙中山、黄兴反清救国十几年的革命经历。从此，毛和仇成了相知的好朋友。毛泽东经常从长沙南城的第一师范徒步来到位于北城文星桥的仇宅拜会仇，听仇鳌讲辛亥往事，也向仇鳌谈自己的想法，一起探讨革命和救国问题。
1921年中共“一大”后，毛泽东、何叔衡欲创办中共培养干部的学校，找到此时兼任湖南船山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仇鳌，意欲利用船山学社的空房子创办自修大学。
仇鳌思考一阵后，郑重表态：“可腾出船山学社里的房屋供你们使用。我将尽力从省政府争取些款项，给你们做办学经费。我觉得应在这‘自修大学’四字前面再加上‘湖南’两个字，就气派多了。”毛泽东、何叔衡看到让自己担心的事此时有了眉目，便高兴地提出：“诚请亦山先生出任自修大学校长。”仇鳌点头答应，并为“湖南自修大学”写了校牌。
船山学社要办湖南自修大学的消息传开，前清遗老遗少出面抵制，联名上告官府，不允许在船山学社内办学。
仇鳌召开船山学社董事扩大会。在会上，他大义凛然地说：“现在有识之士提出愿到船山学社内办学，来思贤讲舍做学问，办教育，让闲置少用的讲堂房屋，物有其用，让船山学社恢复昔日琅琅书声，这样实实在在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怎可拒之？我深信孔子、孟子、王船山、郭嵩焘等各位圣贤对此举措，是不会提出异议的吧！”
仇鳌继续说：“自修大学内设特别班、补习班，把那些缺衣少食的平民，被人看不起的‘睁眼瞎’、‘光脚板’的泥腿子收进船山学社圣堂，让他们识字、读书，教他们明事理，改弊习，让优异的国粹文化扩展到广大农村，深入亿万人心中，是多好的事呀！这不正是落实船山学社‘求适于用’的写照吗？”
仇鳌条分缕析，深得人心，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事后，仇鳌即通知毛泽东、何叔衡速派人到省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由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事宜，还名正言顺地为他们争得省政府每月400多块大洋的办学经费。从此，自修大学在仇鳌和船山学社的掩护下，成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公开活动的场所，也是中共成立后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这所学校，从1921年8月创办到1923年被赵恒惕查封，培训学员共达200多人，为中共输送了大批骨干。
仇鳌捋须大笑说：“自辛亥革命以来，长沙多次易守，这次和平解放……实乃38年中绝无仅有之盛举！”
1949年夏，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驱江南。
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仇鳌取得联系，转达了毛泽东、林伯渠等老友的问候，希望他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影响，为解放事业作出贡献，仇鳌欣然应允。1948年开始，他参与程潜等筹划湖南和平解放事宜，负责联络政治、文教、工商和社会各界人士。1949年2月，长沙市和平促进委员会成立，他任主席。
对于率50万大军盘踞湖广，妄图负隅顽抗的白崇禧，仇鳌以故旧兼长辈身份，劝他脱蒋独立，未能成功。仇鳌便与白决绝，全力襄助程潜高举起义大旗，谋求湖南和平解放。7月，白崇禧沿湘桂线布防，决心作垂死挣扎。程潜为避免被胁持，间道走邵阳，留陈明仁署理省政，仇鳌留守长沙相助。26日，白崇禧驱车至仇鳌寓所，劝他“离长赴粤，另就高职，以防不测” 。白见仇鳌不语，又说：“我固知先生与毛泽东等共党要人有故旧之谊，但现为国共两党争夺天下，先生乃党国元戎，安能置三民主义于不顾而就范于共产主义？”仇鳌愤然回答道：“三民主义早已茫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20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你要凭区区50万已溃之军，阻共南下，非但无益，徒害百姓，倒是你需要三思而行！我老了，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有生之日，上应天时，下顺民心，则死无遗憾，别无他虑！”
白崇禧仍不死心，下午又送来金条若干作旅费，坚促仇鳌赴粤。仇鳌原封退回，以示决无去志。
7月28日，白部撤至衡阳，长沙和平解放之障碍已除，程潜返回长沙。正共相庆幸之时，不料白崇禧派飞机轰炸长沙各处要地，并在仇鳌寓所投弹扫射，幸未命中。
8月2日，省城成立了仇鳌等人为首的长沙市各界“迎解”联合会。4日，程潜、陈明仁、唐生智、仇鳌4人领头，和湖南省国民党军政要人，联名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立即回电，称赞他们“义正词严”，并表示对此“极为佩慰”，“谨致祝贺”。仇鳌在欢迎萧劲光将军的宴会上，捋须大笑说：“自辛亥革命以来，长沙多次易守，这次和平解放，不放一枪一炮，百姓安居乐业，实乃38年中绝无仅有之盛举！”
仇鳌对毛泽东说：“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
1949年3月底，毛泽东亲自电邀仇鳌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4人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策。时仇鳌已居故乡汨罗山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说：“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原来仇鳌于1947年患肺癌，经手术割去右肺后乃愈，尔后便自称“半肺老人”。电文中所述虽属实情，然亦有功成身退、淡泊自守之意。
10月，毛泽东又亲笔来函邀请：“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来京欢叙”，并命四野派人去汨罗乡下寻访。这使仇鳌深为感动，不便再辞，乃携秘书和侄儿仇硕夫赴京。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车站迎候，送仇下榻于北京饭店。时毛泽东国事正忙，无暇立即晤面，便叫李维汉等陪同仇鳌参观游览。仇鳌目睹北京的深刻变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曾赋诗赞颂北京“高阁红旗翻晓日，交衢小队舞新声”，感慨“阅尽兴亡乔木在，冲塞古柏亦峥嵘”。
1950年2月，毛泽东请仇鳌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老人又托辞老病以谢。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去挂个名嘛！人常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
195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前夕，仇鳌给毛泽东写了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在历叙旧谊之后，接着明确指出，共产党在执政后一定要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要防止腐败，并建议：“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则一切艰难皆可克服。”
建国伊始，仇鳌即能提出如此诚挚而中肯的意见，毛泽东深为佩服和赞同。毛在给仇鳌回信中说：“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
